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周总理从来都是一个温文尔雅、谦恭和善的形象。

但鲜为人知的是，周总理也有多次生气发火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他发起火来，就算是桀骜的彭德怀也招架不住。

不过，周总理的批评向来坦荡直率，对事不对人，既严肃一针见血，又讲究方式方法，容易让人接受！

就算是老熟人、老战友，周总理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

比如1965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因险些在国际上酿成大祸，受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1964年4月10日至15日，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倡议下，“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

本来，中国一直以来就是积极倡导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之一，况且“万隆会议”公报中再度召开亚非会议的提议，也是由中国提出的。

所以，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理应邀请中国参加！

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中苏、中印、印巴之间的关系相继恶化，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

尤其是在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前夕，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甚至造谣称：中国将控制筹备会议来谋取私利。

所以正因如此，当时包括印尼等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担心中国参加会影响出席率，所以就没有邀请中国。

中国为了不使这些国家为难，决定从大局出发，放弃参加此次筹备会议。

然而，到了4月8日这天，苏加诺总统又突然邀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赶来参加筹备会议。

事实上，苏加诺此举很容易理解！

因为当时前往印尼参加筹备会议的国家非常多，而他们中大多又希望中国能参加，以此来提高筹备会议的影响力。

9日当天，中国代表团在陈毅元帅的带领下，火速赶往印尼参加筹备会议。

在临行前，细心地周总理也不忘叮嘱一番：“曾有一篇外国报道，说苏联提出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

他要求中国代表团务必提高警惕，并指示：应力争第二次亚非会议安排在明年非洲召开。

二

4月10日下午3点，第二次亚会议的筹备会议正式开幕，期间共有22个亚非国家派代表团参加。

当轮到陈毅发言时，他郑重地提出：参加筹备会议的国家一定要求同存异、平等对待，并以万隆会议的协商精神，努力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陈毅在筹备会议上的发言，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12日下午，会议进入到了讨论实质性问题的阶段，即讨论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具体时间和地点。

上午休会期间，陈毅专程去拜访了苏加诺！

两人在谈及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时，苏加诺认为亚非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亚洲，所以会议应该在亚洲召开，而且时间就定在今年。

在陈毅率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就有过明确指示：力争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召开，并且将时间定在明年。

苏加诺的想法跟中国的想法可谓大相径庭。

陈毅听后，委婉地劝苏加诺道：

“第一次亚非会议已经在万隆开过了，现在非洲独立的国家已有30多个，总统阁下如果主张在非洲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就是支持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斗争，这也有利于团结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扩大反帝统一战线……”

陈毅此言，可谓有理有据！

就全局而言，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在非洲，确实比在亚洲要好得多。

然而尽管如此，苏加诺依旧坚持己见，始终不肯让步。

面对此僵局，向来幽默机智的陈毅便风趣地说道：“阁下是总统，总统就是统帅。我这个元帅当然要听统帅的意见了。”

听到这里，苏加诺顿时露出了笑容，陈毅看到气氛有所缓和后，又接着说道：

“但是呢，元帅也有义务给统帅提意见、提建议，如果统帅老是不同意的元帅的建议，那元帅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

不愧是陈老总，说起话来不急不躁，绵里藏针，三言两语就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苏加诺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眼前这位元帅话中蕴含的深意，同时他也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朋友既然已经提出了建议，那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

苏加诺沉思片刻后，最终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地定在了非洲。

但具体的召开时间，苏加诺还是坚持主张在本年召开。

为了争取到明年召开，陈毅又不慌不忙地为苏加诺摆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今年的会议非常多，7月有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8月又有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之后还有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能总在外面开会呢？

其次，亚非会议不应该和不结盟会议相互竞争，而应该相互补充。但即便是竞争，也不需要用抢先开会的办法。

陈毅摆事实、讲道理，苏加诺顿时哑口无言。

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不情愿地说道：“开会的地点已经同意了你的意见，时间的问题也可以再商量。”

尽管苏加诺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就在本年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但从他的这句话中不难听出，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有所松动。

三

经过中国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争取，筹备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于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

同年7月21日，第二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利亚总理贝拉的建议，决定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地点，定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顺利！

短短一个星期后，也就是7月28日，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港口安纳巴港发生了一起恶劣的爆炸事件。

爆炸船只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的“亚历山大之星”号，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此事件发生后，不仅阿尔及利亚国内人心浮动，原定于1965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也不得不向后推迟至1965年6月29日召开。

此外，作为预备会议的“外长会议”，则推迟至1965年6月24日召开。

四

时间来到1965年6月，亚非人民期盼已久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即将如期举行。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因为就在此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两件怪事：

第一件，时任阿尔及利亚总理贝拉，在没有与任何亚非国家协商的情况下，擅自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参加会议。

要知道，彼时的联合国，可是正处于美国的操纵之下。

第二件，印度与苏联再次“联合”起来，重新提出让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

在此之前的筹备会议上，印度就已明确提出让苏联参会，甚至还强词夺理道：亚非许多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都来自苏联，所以理应让苏联参会。

不过，当时印度此举并未得逞，反而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反驳，陈毅也站出来表明了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立场。

不管贝拉和印度究竟意欲何为，如果这两个提议一旦得逞，那么第二次亚非会议将陷入两难之局面。

中国一直在关注局势的变化，并确定了基本的方针：提高警惕，排除干扰，准备斗争，争取会议取得圆满胜利。

五

1965年6月18日，中国组织代表团，准备前往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由周恩来担任团长，陈毅担任副团长，另有16名成员和17名顾问。

次日，周恩来途经开罗，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在途中，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国防部长布迈丁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推翻总统贝拉，建立了临时政府。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立即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并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先访问开罗，然后继续观察形势。

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考察访问，以便观察第二次亚非会议还能否如期在阿尔及利亚召开。

然而此时，在周恩来到来之前打前站的陈毅，已经抵达了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此外，30个多国家的外长也都率团抵达了阿尔及尔！

面对阿尔及利亚突发的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些焦急，他们纷纷找到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

军人出身的陈毅，性格豪爽，看到各位外国朋友心急如焚，他便脱口而出：“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不少国家认为：既然中国外长都发话了，那会议肯定会开。

结果，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等诸多原因，导致第二次亚非会议最终胎死腹中，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召开。

不久后，各国代表便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了国内！

六

陈毅知道自己闯祸了，一回到北京就赶紧去见周恩来。

面对前来负荆请罪的陈毅，周恩来生气了，当即就发了火：“你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不允许的！”

接着，周恩来砰砰砰敲了3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道：

“一句负荆请罪就完了？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

自知理亏的陈毅低着头，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对于为什么要痛批陈毅，周恩来曾对秘书解释过：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地批评他们，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们？”

所以你看，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遇事非常严格，过后又表现得相当大度。

周总理对陈老总的批评，一字一句，无不彰显着对这位老战友的关爱。

七

事实上，周总理这一生批评过很多人，但他的批评往往一针见血、直指要害，既批评人又注重团结等方法，真正将“批评”变成了一门艺术。

比如长征期间，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被张国焘强加上了“特务”的罪名，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还遭到了囚禁，甚至还要将他处决。

1936年9月，周恩来下部队时发现了他，于是便让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来“痛批”了一顿。

最后说道：“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没有？认识得深不深刻，改不改？”

在朱德的示意下，廖承志赶紧回答道：“认识了，认识深刻，我一定改！”

周恩来此举，很好地“堵”住了张国焘的嘴，让他再没有理由对廖承志处以极刑。

廖承志所犯的“错误”，便就此结了案！

在吃晚饭时，周恩来也故意不理廖承志，期间只与张国焘说话。张国焘认为周恩来站在了他这一边，于是火气也就消了大半。

最后，张明确下令不杀廖承志。

廖承志之所以能免于一死，跟周恩来的那一通批评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看，周恩来的这种“另类的批评”，不仅体现了他对战友的关心和帮助，有时甚至还能救人逃脱苦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部长曾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毛主席的威严，怕周总理的认真。”

而这里所说的“认真”，就包括周恩来对同事和下属严厉的批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错能改，如此才是好同志。

周总理批评陈毅，是为了不让他再犯同类错误；而批评廖承志，则是为了解救他于危难之中。